2021河南公务员考试申论冲刺模拟卷二（县级以上）

中公教育 2021-03-12 09:3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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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年2月1日是 “新型肺炎”紧急项目组负责人小张连续高强度工作的第13天。每天跟进疫情、定选题、做内容、安排上线，通过各渠道传送给用户，整个团队似乎在经历一场赛跑，让疫情防护科普跑过病毒传播速度。

“尚无有力证据”“双黄连主要成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版暂未推荐”，文章短短数百字，读上去甚至有些“生硬”，只是从科学的角度，质疑几个关键点，没想到一时间成为“爆款”。

当问到“炮制”这篇爆款文章的方法论时，该内容负责人王总监坦言：我们其实并没有特别针对双黄连来做什么，文章背后是医典长期沉淀下来的一整套做医疗垂直领域科普的思路和体系支撑。如果大家去腾讯医典产品端内，会看到很多类似这样的文章。它们或许有点像医学小论文，没有那么生动、有趣，甚至有些刻板，但是这是我们去伪存真之后，留下的最核心的想要告诉用户的内容。我们也十分欣慰，这次疫情期间，医典专业、体系化的组织，以及高效的分发，带来了很大的社会价值。

“拿双黄连这篇文章来说，看到后台很多用户留言后，编辑快速讨论定下选题，随后做了两件事：第一，查阅相关指南;第二，搜索医学文献，看是否有相关试验支持、支持证据是否充分，研究进展到哪个阶段。”“辟谣”双黄连一文的作者介绍，“再小的选题，我们都会像做研究课题一样，开展从文献检索，到提炼论点和论证，再到得出结论的工作。而最后出来的科普文章，则是以倒序的方式来做还原。”

王总监介绍，虽然这套做内容的方法，团队已经驾驭娴熟，但早期还是经历了很多摸索，才确立方向。“在产品形态上，我们做过很多考量，是做抢眼球的热文信息流，还是互动问答，还是纯粹的医学百科。相对而言，医学百科产品不可能热度很高，占据不了用户太多停留时长，但的的确确是用户最需要的。既然用户有需求，我们决定还是去做一款干净、纯粹的医学百科产品，并逐渐梳理了三个内容评价标准：科学性、实用性、可读性。如果必须要做取舍，科学比流量重要。”

引入基础量内容后，医典团队还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生产自己的高品质内容，这显然离不开医生的智力支持。但最初与医生谈合作并不顺利。

“最开始我们吃了很多‘闭门羹’，虽然我们做医学科普的初衷是好的。但因为‘魏则西事件’，很多专家对在互联网做科普非常排斥。我们希望合作的一线权威专家，因为已经承担了繁重的医、教、研、管任务，也是一口回绝说没时间。为了争取到这些专家，当时编辑团队几乎天天在医院和科室里泡着、蹲着，跟专家沟通，讲老百姓的渴望，讲我们的初心和坚持。第一批和我们合作的专家很多就是这样被团队认真想做内容、做有价值的事情这种态度所感动，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参与进来的。很多专家的合作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因为看到了我们始终坚守诺言——做科学、干净、贴心的内容。”王总监说。

据了解，这次疫情暴发后，腾讯医典很快成立了超过百人的专家顾问团队，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李兰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解放军总医院呼吸科专家刘又宁等悉数在列。

2.对于如今的中国人来说，每天打开手机使用频率最高的软件大概非微信莫属。微信公众号的类别五花八门，星座运势、养生保健、时尚潮流、时政新闻等均是非常受欢迎的内容。信息借助公众号进入朋友圈之后发酵速度之快，往往令人咋舌。

如果在公众号这块“阵地”上失声，对于媒体来说简直无法想象。于科学传播来说也是同样，公众号这块“兵家必争之地”自然也不容放过。

纵观目前比较受欢迎的科学公众号，乍看之下内容大抵相同，无非包括科学前沿、社会热点等，细看却是各有千秋。有的侧重知识分享，有的着重科学共同体内部传播，还有的以科普为主;以领域区分，则涵盖天文、生物、化学等不同学科。

某科技大学李教授表示，自己已订阅了包括“科学大院”“科普中国”“中科院之声”“中国科学报”“中国科学探索中心”“美国国家地理”等多个科学公众号。

卡尔·萨根奖得主郑博士则将自己关注的科学公众号分为两类：首先是综合科学类，如“中科院之声”“科学大院”等，目的在于了解自然科学其他领域的进展;其次是行业类，包括“太空联盟”“中国国家天文”“北京天文馆”等，主要目的是了解本领域相关知识和研究进展。

对于科学公众号在科普上的优势，郑博士分析说：“科学公众号的出现，拉低了公众接触科学的门槛，每一个对科学感兴趣的普通民众，都能够通过手机微信，最快速度接收到国内外最新的科研进展和杰出科学家的真实声音，这种体验对公众接受科学非常有用。”

2016年5月4日，中科院科学传播局推出科学公众号“科学大院”。该公众号上线不到一年，就深受科学共同体成员及科学爱好者欢迎。对于被称为科研“国家队”的中科院人来说，“科学大院”显然是个非常亲切的叫法。大家习惯在后面加一个“儿”话音，使其更加生动且充满感情。

谈及受欢迎文章的主题，“科学大院”徐总编回答，就“科学大院”目前经验来看，三类文章点击量较高：一是与社会热点事件相关的;二是独家原创的;三是涉及食品类的，“中国人里吃货挺多的”。

就目前“战绩”来看，“科学大院”点击量最高的是针对“天宫二号”的科普文章，阅读量超过两万。针对热点事件进行科学普及，正是“科学大院”成立最初的主要动因之一。“院领导非常重视，强调在重大新闻事件发生前后，中科院应该及时发出自己的科学声音。这个时候传统媒体难以快速反应。‘科学大院’的成立正是为了满足这个需求。归根结底的终极目标可以说就是做热点科普、应急科普。”徐总编介绍说。

科学公众号“热心肠先生”专注于肠道健康科普，其创始人蓝先生表示，最受欢迎的文章依次是：有趣的科学研究进展、育儿、减肥。“这些确实都是容易传播的题材，互联网受众多。”

他介绍，“热心肠先生”第一篇阅读量突破百万的文章是《79个超强微生物知识，全力助你孕育99分超优宝宝》，微信阅读量将近500万。谈到科学公众号与其他类型公众号最大的不同，多位专家都表示是科普文章本身对于科学性、严谨性的极高要求。

为了保障高水准科普内容，科学公众号的第一个解决办法就是邀请受过严谨科学训练的作者来执笔写作。“科学大院”依托中科院优势科研资源，“中科院物理所”依托物理专业优势……

在科学网知名博主吴先生看来，科普公众号和其他公众号最主要的区别就是有科学对错的分界线在里面，“其他公众号设计内容大多谈不上对错，但是科学的东西会有事实上的对错的判断。要把握好这个尺度是很难的，很多时候追求科学上的热点话题和保持严谨性是相互矛盾的”。

对此，郑博士也强调：“科学公众号的主要目的是科学传播，绝对不能有伪科学和反科学的声音，主要运行人员必须有科学背景，编辑和运行必须依托科学家团体。”

以“科学大院”为例，除了稿源是由受过专业科学训练的作者提供之外，在审稿上专门邀请各个领域专家成立了微信群，对原创科普内容进行把关，保证科普文章的准确性和严谨性。这既发挥了科普“国家队”的资源优势，也为目前作品质量参差不齐的互联网科普环境做出了表率。

郑博士强调说：“科学公众号一定要坚守自己的品位。要放低身段接地气、要想方设法努力满足受众需求，但不应该降低自己的品位，刻意迎合受众。”

吴先生提出，好的科学公众号犹如一本低门槛的学术期刊。“做得好的都有学术期刊的影子，要么依托学术单位，要么实行科学家主编制，如果抛开学术期刊的骨架，直接去约稿、给钱，不一定能办得好。请科学家来做主编、以科学家的学术声望和人脉约业内专家写稿子，是运营好公众号的办法。”

3.美国有学者研究发现，有效的科学传播(包括聆听受众并与其互动)尤为复杂，研究起来远没有想象的简单。这高度依赖于传播的内容，它与参与对话的受众之间的相关性，以及该话题周围所围绕的社会和媒体动态(特别是当这些问题或其政策含义有争议时)。但是它也取决于人们感觉并相信什么是正确的，以及科学传播和参与所出现的社会或政治背景。这让如何确保其正确性，并获得可以应用到各个话题和背景的经验与教训颇具难度。

传统上，认为公众科学素养不足的原因在于科学知识的缺失，因而“缺失模型”被社会科学家提出来，并且得到了科学传播研究者的采纳，而弥补这种缺失的做法就是为公众提供一系列科学知识，因为其假设只要为公众提供充分的科学知识，他们就会对科学研究更加支持。而实际上，科学素养水平与公民对科学研究的态度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相关性，这方面的很多调查对此提供了佐证，比如某些调查显示虽然公民科学素养水平不高，但是他们对科学研究的支持态度很坚决。所以，并不是公众知道的科学知识越多，他们就越支持科学研究。

因此，在传播科学的时候，不仅仅要提供科学事实，更应该考虑他们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因素。如果只是单纯地提供知识，那么就有可能引发逆火效应，适得其反。

4.科学传播的学者们发现，自诩为最有科学知识、最讲科学精神的科学家们，他们做的科学传播工作不一定科学。科学传播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甲之蜜糖，乙之砒霜。随着科学的影响不断渗入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公众参与科学的需求也在日渐增长，而不同的人对科学信息的需求是存在差异的，这进一步增加了科学传播的复杂性。让公众尽早地参与到科学传播的过程之中，有助于改善科学传播以及降低与之相关工作的复杂性。

有学者指出，人类的心理认知机制并不能支持人们主动关注和学习科学。

不仅是在数字时代知识大爆炸后，人们从环境中能获得的信息远大于大脑实际可以处理的信息，就是在原始人时代也如此，人们只好本能地不去关注那些与自己当下无关的信息。所以，虽然我们传播了很多科学知识，但受众出于本能，不一定去学习它们，除非他们认识到这些知识与自己有关。

同时，因为认知能力有限，人们并不会仔细辨析他们遇到的大部分新信息，而只是本能地将之与既有知识进行简单比较后就决定选择、接受和听信哪些信息。例如实验发现，在碳纳米管这样生疏的科技议题上，人们一旦接受了一个知识性信息，不论这个信息正确与否，以后他们都会本能地用这一知识来作为是否采纳其他相关信息以及在碳纳米管问题上持正面或负面态度的依据。

人们往往会抱怨媒体总是报道负面信息，殊不知，这是由人们的认知规律决定的。还是在原始人时代，人们就格外关注负面信息，因为对负面信息越注意、越谨慎，就越容易生存下来。

通常人们对转基因等科技信息并不关心。但当这些议题在社会中的争议不断增加后，人们才会开始注意它们。而负面信息优先性这一规律就会让人们优先记住那些负面信息。转基因争议初起，大量媒体对其进行负面报道或者凸显其不确定的方面，这就让普通人在第一次留意转基因这个事时，更加容易接触到负面信息。一般人往往会本能地用这些负面或至少是不确定性的信息形成的认知框架来衡量新获得到的信息。这就导致人们容易形成对争议科技本能的抵触情绪。

5.从整体形势看，我国原创少儿科普图书整体规模不断扩大，但是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国内经常盘踞前20名的科普图书中原创科普图书不超过3本，市场码洋仅占科普图书总码洋的30%。依照2019年前5个月的数据，排名最靠前的《三体》也仅是第5名，排在前4名的科普图书均为引进版。

以上数据说明，目前引进版少儿科普图书仍占据主导地位，国内原创科普图书和引进版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当当网2019年童书畅销书排行榜销量前20名中，只有3本(套)书是2018年出版的，其余都是出版两三年甚至四五年的老书，一套2014年出版的《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仍然占据着畅销书排行榜的首位。

策划人与创作者、与孩子之间的相关互动不够，导致国内原创科普图书在讲故事的能力上较弱。主要原因在于，编辑的前期参与性不够、想象力不够、视线宽度不够。传统童书出版对渠道的依赖度比较高，产品通过经销商进入渠道以后，就是等待回款，作为生产者，很少能和消费者直接见面。这样就很难围绕目标受众群体的需求去寻找内容方向。

大多数人认为少儿图书出版门槛低，容易进入，不需要太专业的知识和编辑能力。一些文化公司和出版社缺乏少儿图书出版的经验，但也纷纷加入这一洪流中，致使少儿科普图书编辑存在着经验不足、专业不对口和知识性匮乏等现象。

我们看到，无论是少儿科普图书的内容，还是装帧设计，甚至丛书名都大同小异，或者图画的风格少许变动，开本、定价等因素加以改变。例如《写给儿童的中国地理》是少儿科普中经典类畅销图书，但在图书市场上不难发现，类似名称的图书不下几十种，其内容相同，质量却参差不齐，从而导致了原书的销量大幅度下滑。

出版社应该立足当下，认真分析少儿科普图书市场，挖掘本土优质科普读物资源，进一步打造优质原创双效合一的少儿科普图书。真正做到，在策划上，从读者角度寻找合适的内容，要让我国原创少儿科普图书的整体发展不仅有量的积累，更有质的飞跃。

作为某出版集团副总编辑，全国人大代表别先生，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关于鼓励科学家创作科普读物的建议”，建议让科学家参与到科普读物的编写之中。“科学家写科普读物是最佳选择。但目前，极少有科学家从事科普图书写作或其他科普教育的工作。”别先生谈到，学术圈没有多少人愿意做科普，其中固然有科学家精力有限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评价机制的制约。对科技工作者的业绩评价仍以科研项目经费的多寡、学术论文和专利的数量作为评价标准，科研人员兼职做科普作品不计工作量，也不算工作成果，可以说是既无名也无利，费力不讨好。

某市科普图书馆由该市科协、市文化局、市图书馆联合筹建，已正式开馆。馆内设有科普图书阅览区和科普报告区，总面积160平方米。馆中图书资源涵盖青少年兴趣科普、青少年科学实验、科幻书刊、健康保健等类别，可满足不同年龄结构、文化层次人群的科普需求。据介绍，暑期科普图书馆将每周举行两次科普电影展映活动，此前，该市科协积极协调，与中国科技馆签订了“中国科学技术馆特效电影资源公益使用承诺书”，争取到了《熊猫与巨猿》《谁是真英雄》《秦岭熊锋》等多部2D、3D科普影片的放映权。

为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在全社会大力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提高全民科学素养，近日，经资格审查和专家咨询评议，36部自然资源优秀科普图书新鲜出炉。此次评选活动得到了各地各单位的积极响应，共有130部图书参评，内容涉及土地资源、地质矿产、地质环境、海洋资源和测绘科技等多个领域。

2014年以来，原国土资源部组织开展了国土资源优秀科普图书评选工作，截至2018年共评选出国土资源优秀科普图书127种、国土资源经典科普图书1种。此次评选活动是机构改革后自然资源部首次开展的自然资源优秀科普图书推介遴选活动，增加了海洋资源、测绘科技等多个领域，进一步扩大了自然资源科普作品的社会影响力和传播范围，推动了自然资源科普图书的创作发展。

6.“常坐电脑前的你必须警惕了!”很多人都曾收到这样一条微信，家人关切地问久坐电脑前工作的我们，是否要添置一盆仙人掌以防辐射。

这已经是多年前微博上的谣言，科学家们早已给出结论。可这一谣言依然大行其道，不乏信众。给黄瓜涂抹避孕药、人造鸡蛋、维生素C和虾不能同食……明明“不堪一击”的谣言，却成不了“冷饭”，不断霸道地冲进我们的视野。

科技日新月异，知识常见常新，新谣言随即扶摇直上。谣言这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换代速度，着实让科普工作者难以望其项背。

为什么这些伪科学生命力这么强?因为国民受教育水平低?这个结论恐怕并不尽然。比如有的受过高等教育，长年从事医疗工作的人，依然轻易相信了“仙人掌防辐射”。而微信朋友圈里热衷于转发种种看似科学的伪科学内容的，也不乏名校毕业的天之骄子，或许科学素养高低这事，还真和受教育水平高低不成正比。

或许很多人认为，水果酵素、吃梨防癌等，即便轻信了也没什么大影响，用不着辟谣。但古语说“见微知著”，在这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观念背后，我们要小心的是，不能以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知识去思考和判断。

应该看到，科普工作并不仅仅是宣传科技知识，而是要培养人们的科学素养。从某种角度说，这是一种以批判的、实证的、发展的眼光分析问题的能力，它应该成为国民的基本素质。

中国科协原主席Z先生曾说，科普劳动的价值绝不低于科研劳动的价值。然而在科普这块阵地上，科学家的身影如此稀少。其中有分身乏术的无奈，有价值导向的掣肘，也有“不值一驳”的清高，但有一点却是共识：没有全民族科学素养的提高，不可能有国家科技实力的突飞猛进。科技工作者有进行科普工作的义务，这句话，不该只是一纸空谈。